导读：鼎力可持续数字科技CEO王德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国际价值链里的企业，它的下游客户可能是一些国际大企业，而海外市场对于碳排放的披露等要求很严格，欧洲还有碳关税。如果我们的企业ESG和‘双碳’工作做不好，就可能在国际供应链里非常被动，甚至成为技术之外的另一种‘卡脖子’。”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霁瑶 | 北京报道

ESG（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正变得炙手可热。

“蓝海就在眼前，这真是一门很好的生意！”有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在“双碳”目标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各大企业掀起了一场关于ESG转型的浪潮。我国上市企业ESG披露率逐年上升。伴随着企业ESG转型需求暴增，ESG转型方案、报告编制、人员培训等相关衍生产业链也初具雏形。市面上的评级机构纷纷发布各自的ESG评级标准，试图抢夺话语权。但不同机构ESG评级理念与体系的差异也让国内企业颇为挣扎。

和所有大火的新兴事物一样，ESG不可避免地面临争议。有观点指出，在企业ESG“信披潮”下，部分企业披露内容缺乏实质性数据，夸大其ESG实践，存在“漂绿”嫌疑。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必经的混乱时期。

“要走向国际，你得学会他们的语言”

“最近业务量都要爆炸了！”就职于某头部ESG咨询机构的陈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期他正忙于回复各个企业发来的咨询邮件。“尤其是2020年国家提出‘双碳’目标后，我们公司基本上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陈骁说。

“这几年发展确实很快，在疫情期间也一直都在成长。我们公司几乎每周都有新人进来，每天都有投标，金融机构和企业对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挺旺盛的。”鼎力可持续数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中国ESG 30人专家王德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无论是鼎力，还是陈骁所在的公司，其迅速发展的背后都是当下市场对于ESG旺盛需求的结果。

以资本市场为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超过1700家公司单独编制并发布2022年ESG相关报告，占比达34%，较上年的1112家ESG披露企业，净增近600家；其中A+H、央企控股、主板上市公司发布率较高，银行、非银金融等行业ESG相关报告发布率超80%。

政策的推动力量不容忽视。2022年5月，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23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ESG已成央企“必答题”。

同样涌入ESG“信披潮”的，还有大型民营企业。百度在《2022年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中强调，女性管理者占比达43.9%；比亚迪自2014年起，ESG报告持续超过40页，2021年更是达到了86页；京东在其2023年ESG报告中，也用关于员工薪酬福利、乡村振兴等方面数据展现其在ESG领域的实践……

由于与“双碳”目标的天然契合，ESG天生得到了政策的极大助力。但在政策的指挥棒之外，企业究竟能从ESG实践中得到什么好处？

陈骁向记者总结了四个方面：一是帮助上市公司吸收投资，“ESG本身是投资性质的理念，它的诞生是因为资本市场希望看到一些财务以外信息，展示更全面的企业风险系数，从而选择更能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二是降低融资成本，尤其是绿色贷款方面。三是社会声誉方面的收获。四是国际化方面的影响。

“ESG是一种国际投资界的共同语言，要走向国际，你得学会它们的语言。”陈骁说。

王德全则以出口导向的企业为例进一步解释了国际市场的驱动效应。“一些国际价值链里的企业，它的下游客户可能是一些国际大企业，而海外市场对于碳排放的披露等要求很严格，欧洲还有碳关税。如果这类问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出口企业丢失订单、价格受影响等。比如苹果，目标是2030年整个供应链达到碳中和，所以上游供应商也必须达到相应目标，压力也特别大。如果我们的企业ESG和‘双碳’工作做不好，就可能在国际供应链里非常被动，甚至成为技术之外的另一种‘卡脖子’。”

上海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潘欢欢从企业类型方面，分析了企业追求ESG的目的。“第一类，重污染行业企业的ESG战略，可与已开展的节能环保管理工作相结合，加强企业在转型下的公众参与，对企业声誉价值具有正向反馈作用；通过积极行动应对风险，还可以争取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支持，提升企业应对转型风险能力。第二类，消费品行业进行ESG转型给企业带来的商誉价值可直接反馈到企业营收。第三类，主要是金融机构，可更好地管理和掌握资产价值，规避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的金融风险。”

ESG热催生相关产业链

在旺盛的市场需求驱动下，围绕ESG相关的产业也迅速增长。从针对企业的碳盘查、能源转型技术指导，到ESG报告撰写，再到针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咨询，细分领域不少，相关产业链已初现雏形。

王德全在2017年创立鼎力，彼时正值中国A股迈向“入摩”之际。（编者注：中国Ａ股2018年6月1日起被正式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相关指数，被称为“入摩”），“当时我觉得海外一些长线资金将要开始配置中国市场了。所以我们一开始主要是服务于境外长线投资机构配置中国市场，以贴近中国市场的ESG研究和评价，帮助国际投资人对中国进行可持续投资”。

王德全的公司目前包含两块业务，一是为金融机构提供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ESG和公司治理的评级、数据和研究咨询服务；二是为上市公司提供可持续发展和ESG咨询、SaaS软件工具支持的碳管理解决方案和ESG评级改善等服务。主要盈利模式为收取数据服务费用、软件授权费和咨询顾问费用。

陈骁任职的机构主要聚焦于碳资产开发和碳中和解决方案，对接的客户主要是高能耗企业和新能源企业。在谈到工作业务时，他直言：“其实我们卖的就是实现碳中和的‘方法论’。”据他介绍，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对企业进行碳盘查；根据得出的数据设立相应的碳目标；通过公司所拥有的外部资源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进，若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后还是难以实现自己的碳目标，可以通过购买碳配额的方式进行剩余碳排放的碳抵消；最后则是为企业出具相关证书以及编制相应的报告及声明。

“企业实现碳中和的理想状态肯定是通过技术和管理等方式，完全中和掉排放的温室气体。但在目前的初期阶段，一些企业在做出技术努力后，可能还是没办法达到碳目标。我们公司有一些包括森林管理在内的一些碳移除项目和碳避免项目，通过把这部分项目产生的碳指标售卖给企业，让企业能够参与到绿色转型中来。”陈骁说。

对于自己的工作，他十分肯定其意义。“这类项目比如森林草原管理之类，很多都是在偏远地区，当地居民可以参与其中，获得额外的收入。环境不仅好了，还提供了就业岗位。”

ESG 报告“假大空”？

业内人士：“说了但没完全说”

记者翻阅多家企业的ESG报告发现，部分企业明确了减碳目标和转型重点。如联想集团承诺将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京东瞄准2030年碳排放量与2019年相比减少50%的目标，腾讯则是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及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在具体的减碳路径上，京东的减碳重点放在供应链的全链路减碳，和在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等各环节的绿色转型；安踏则是可持续的包装和物流、绿色生产。

但并不是每家公司都会明确碳中和目标，也不是每家公司都制定了详细的转型路径。甚至一些企业因为数据披露不够透明，常常用描述性语言来模糊其ESG实践，缺乏实质性数据支撑，而陷入“漂绿”嫌疑（编者注：漂绿，Greenwash，用来说明一家公司、政府或是组织以某些行为或行动宣示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但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

“一些企业的ESG报告，好像说了很多，又好像啥也没说，是‘说了但没完全说’。”陈骁说。

例如某大型酒企在2022年首次披露ESG报告后，就受到了舆论质疑。有观点认为该报告存在信息披露不足、部分数据和计算方法缺失的问题。报告多次强调公司对节能减排的重视，但通篇都看不到该酒企的整体能耗和碳排放数据。相比去年，今年该公司的ESG报告模棱两可的描述减少，定量数据有所增加，内容质量有了明显提升，但仍存在基础数据不足的情况。例如其尚未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准确计量，乃至系统性的碳足迹数据，是企业进行气候风险管理的基础。

王德全认为，造成市场上“漂绿”行为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披露准则。“ESG相关的信息属于非财务信息。这些信息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哪些指标，应该细致到什么样的程度，时间点如何，都需要标准，这样企业才能有据可循。前段时间，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的两项可持续披露准则，可以说是ESG投资的里程碑事件，为后续各国、各地区公司披露统一的气候和可持续性信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他认为，接下来国内ESG的发展主要应加强三方面的建设。一是推动统一的ESG披露标准在中国落地。“国内已经有各种很好的尝试，但是跨行业、跨部门怎么协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二是政府和监管力量的加入。“有了标准之后，比如行业碳排放因子的确定，这并不是企业可以自己来定的事，甚至不是一个行业能决定的事，需要政府部门来协调，统一推进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ESG和碳数据在收集、测算和核实方面有据可循。”三是加强监管，避免ESG沦为“玩概念”，而非落在实处。

陈骁认为，在信披背后，企业如何真正践行ESG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ESG的概念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还是太新了。很多企业的报告之所以敷衍，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文中陈骁为化名）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4期）